股市配资技巧一到春节，就想到这个演员

路西法尔

2001年的央视春晚舞台上，范伟与老搭档赵本山、高秀敏合作演出了小品《卖拐》。当范伟拖着被赵本山「忽悠瘸了」的双腿，「悲壮」地走下舞台时，现场观众发出了阵阵欢笑，可是转播摄像机却在此时对准了赵本山——尽管范伟才是「笑点」所在。

《卖拐》（2011）

这尴尬的一幕有点像是范伟本人的缩影：很长时间以来，观众们对他的印象不过是「春晚小品里给赵本山当配角的胖子」，笼罩在「小品王」的光环下，似乎他是在与赵本山、高秀敏的「铁三角」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丝毫看不出日后金马奖影帝的苗头。

范伟80年代就在全东北最有名的城市铁岭与赵本山相识，当时他还是在沈阳戏剧团里说相声的。1990年「铁三角」便合作表演了小品《税缘》，范伟饰演一个既铁面无私的税务员，向个体户高秀敏收税，赵本山是范伟的爸爸，想要和高秀敏相亲，于是高秀敏就成了范伟的备胎后妈——这是一个大象吃老虎，老虎吃老鼠，老鼠吃大象的老套循环设定，没有什么令人过目不忘的地方，值得一提的唯有这是范伟在小品里第一次饰演赵本山的儿子，其实62年出生的范伟只比赵本山小五岁。

《税缘》（1990）

平心而论，早年间范伟不受观众认可并不冤枉。在舞台上他的角色大多不讨喜且面目模糊。例如在《瞎搅合》（1990）这部小品里，他饰演胆小怕事的路人甲，不敢对阻挠女小偷作案却专给抓小偷的赵本山添乱；在《演员的烦恼》（1993）里，他饰演娘娘腔的话剧演员，赵本山则是一个健壮的体育教练；在《牛大叔提干》（1995）中，他饰演游走于酒桌间的秘书，赵本山是一个请求他拨款给乡镇小学安窗户的老乡；在《红高粱模特队》（1997）里他又饰演「城里来的」的模特教练，赵本山是一个乡土味浓厚的农村模特队领队。

《演员的烦恼》（1993）

在他与赵本山合作的一系列小品中，赵本山永远是闯入者，个性鲜明，而范伟，则只是构成背景环境的一部分，毫不起眼。

范赵二人的区别在造形上便一目了然：《城市打工妹》（1996）中，赵本山女扮男装反串一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冰城打工妹」——黑色毛线帽、毛线坎肩、耳鬓戴红花、罗圈腿、嘴唇瘪瘪的——造型完全是一个戏台上的九斤老太，同台饰演年轻的男主人的范伟则只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色毛衣、戴眼镜。

《城市打工妹》（1996）

在《牛大叔提干》里，进城公干的赵本山穿着窝囊的工作服，提着造型陈旧的公文包，范伟饰演的胡秘书则穿西服打领带、戴眼镜。

《牛大叔提干》（1995）

两人反差最大的舞台形象或许是《红高粱模特队》，赵本山除了工作服、老头帽的经典打扮之外还戴了一副套袖以强调「劳模」的身份，而范伟则穿着先锋的黑白碎花衬衫、扎头巾，戴眼镜。

《红高粱模特队》（1997）

——可见眼镜才是范伟的本体，如果将范伟的春晚小品以《卖拐》（2001）为界，可以划分为鲜明的「眼镜时代」和「后眼镜时代」两个阶段。

眼镜让他有了点文化气质，像是受了更多的文化规训。和后来那个一口东北话、憨态可掬的厨子形象不同，「眼镜时代」的范伟在小品中塑造的大多数角色都是有教养的都市人，也很少说方言。这样他与赵本山的对手戏往往就象征着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碰撞。

《城市打工妹》中他是雇主，赵本山是进城务工的保姆；《牛大叔提干》中他是掌握财权的公司秘书，赵本山是有求于他的农民；《儿子大了》（1998）里他是进城开公司的经理，赵本山是他在乡下的老爸；《红高粱模特队》里他是象征着城市审美标准的教练，赵本山是以土气自成一格的劳模模特……

《儿子大了》（1998）

这样永远戴着不合时宜的帽子的闯入者赵本山就有了更深的意义。二人的冲突总是以赵本山的胜利告终，有时是赵本山用农民式的狡黠愚弄了城市人（《城市打工妹》），有时是用农民的淳朴美德压倒了城市人（《红高粱模特队》）。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务工、城市文明辐射农村的年代，歌颂农民的淳朴、勤劳、正直，贬低城市人的狭隘、软弱就成了春晚的「政治正确」。赵本山用他的乡土幽默代偿了农民阶级政治、经济的双重失落。在这个指导原则下，范伟不需要展示特别高级的演技，只需要老老实实地扮演好刻板中的城市人形象就好。

《红高粱模特队》（1997）

范伟在春晚舞台上的第一次形象翻身是在《拜年》（1998）中，我坚持认为这是赵范二人的巅峰合作。范乡长这个角色和日后助范伟夺得金马奖影帝的丁务源非常相似：一个永远带着温和微笑的中年男人，亲切、和蔼，面相憨厚又颇有城府，在仕途上也是左右逢源。

高秀敏赵本山本来为了获得鱼塘的承包权来给身为乡长的范伟送礼，得知对方已经不是乡长后以为范伟已被撤职，于是变得不客气起来，谁知范伟却已高升为县长。面对前躬后倨的赵本山、高秀敏，范伟沉着内敛，看似处处谦退却始终智珠在握，已经隐隐有了和赵本山抗衡的气场。

《拜年》（1998）

从世纪初开始，春晚舞台上已经见不到九十年代那种农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的象征性胜利，保持泥土味的骄傲不再是「政治正确」。城乡两种阶级的二元对立不再被强调，民族主义的色彩日渐明显。

民族性基础是地方性，以地域想象为基础的东北味喜剧小品一夜之间成为了春晚的新宠。在《卖拐》中，范伟终于摘掉了自己早年标志性的眼镜，和赵本山、高秀敏一道说起了东北话。

《卖拐》（2011）

失去了城乡二元对立，讽刺与幽默都没了最后的着力点，这是00年之后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口碑持续走低的根本原因。但对于范伟个人来说，时代风潮的变迁却是一个机会。如果按照原来的戏路发展下去，今天范伟的成就不见得会比巩汉林更高，他可能永远是赵本山小品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背景，像道具一样被搬来搬去。

搭上地方化的风潮，范伟的表演功力被彻底解放。作为演员，范伟和赵本山正好相反，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个性、无法归类，演哪里人就是哪里人。就像老舍在《不成问题的问题》中所描写的丁务源：

《不成问题的问题》（2016）

「丁务源是哪里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他的言语也正配得上他的籍贯，他会把他所到过的地方的最简单的话，例如四川的『啥子』与『要得』，上海的『唔啥』，北平的『妈啦巴子』……都美好的联结到一处，变成一种独创的『国语』；有时候也还加上一半个『孤得』，或『夜司』，增加一点异国情味。」

观众们惊讶地发现原来摘下了眼镜的范伟也可以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穿上长袍，他又成了满口川音的民国办事员；范大厨虽然被「大忽悠」骗得找不着北，但也并非一味的愚蠢，他的表演带有层次，愚蠢里还带着自以为是和小聪明；而他饰演的那些真正聪明的人，比如范乡长和丁务源，又都表现得大智若愚。在语言类节目衰退的时代，唯有范伟能够逆时而上。